在清朝，我县有两位举人被大挑一等而任知县，他们是王舍堂和孙积善。

王舍堂 (1857-1915)，字仲效，号南轩，甘肃，庄浪，阳川，岳坪人。1879年中举人，1889年大挑一等知县。

孙积善(1860-1930)，字伯庆，号约庵，甘肃，庄浪，水洛，中街人。1889年中举人，1898年大挑一等知县。

那么这种大挑选官制度就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以下，我们就简单的来谈一谈这种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一种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不问出身，学有所用，惟才是用，科举制度对于推动教育发展和鼓励治学修身，起到了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一路荆棘，一路艰辛，又有几人能脱颖而出，能走向事业的顶点呢?

这种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就已经形成了定式。如欲走仕途官道者，必须连连升级，科科及第，即顺利通过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和会试，三年一科。百里挑一，其进取的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奋斗一生，最终抱憾于科场。欲获得举人，或进士身份，往往需要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拼搏。考取进士，即可入朝为官。而考上举人，想要进入官场，只是万里仕途的第一步。

清早期，人才缺乏，考取举人即可担任知县。到了乾隆时期，官吏队伍健全，从政人数众多。为此，政府就对欲为官者的要求更加苛刻，非进士不能为官。但进士毕竟凤毛麟角，难以满足许多官职的需要。而闲处家中的举人不断增多，这不但影响读书人的理想追求，而且以至于影响到科举制度的稳定。因此，必须考虑为落第举人另择出路。因此，举人大挑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谓大挑制度，就是在落第举人中选拔一批符合规定标准的人，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

按照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也就是说，举人在考了三次，仍未获得进士者，就可以报名参加大挑。被挑取为一等的可担当知县，二等的可担当教谕。每六年挑取一次。每届大挑，均由皇帝钦派考官在内阁举行。各地名额事先确定，挑选比例大致二分之一。通常每20人为一班，选为上等的用为知县；选为中下等的用为府学学政和县学教谕。如果所选职务无空缺，可以通融为相应其他官职。例如，大挑一等的举人可借补知县，州判、县丞等职衔；大挑二等的举人可借补训导等职衔。显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避免了更多的人怀才不遇，也有利于官职队伍的阶梯配备。

大挑制度，始于乾隆，最初是以皇恩形式出现。即与恩科类似，以增加人才录用机会。按照当时要求，选拔出那些"年力才具"者即可以录用。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这种制度被确定下来。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不再局限于恩科年时，应是属于一种特科。

后来，"年力才具" 逐渐被容易操作的方式所取代。大挑标准, 不是续考文章词赋，更不是习作琴棋书画，而是主要根据参选人的相貌而定。官样吉相的标准就是相学中的八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其标准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脸型、身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等字形,中等为贯、日等字形,下等为由、甲等字形。同,就是同字脸, 方而长; 田, 乃田字脸, 方而短; 贯, 即头大而身体长而直; 日, 即肥瘦长短均适中, 并较为挺直。符合以上四字标准的都可以中选。身,就是身体斜而不正; 甲, 是指头大身体小; 气, 是两肩不平, 一肩高耸;由, 即头小身体大。凡有以上长相的, 则皆不入选。具体来说，每届“大挑”, 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在内阁举行, 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每次叫进二十人, 按序排列, 先选出容貌体格出众的三人, 其为一等，可做知县。然后选容貌体格最差的八人, 这是没选上的,俗称 “八仙”, 这些人全部出局。这些落选者之所以被叫作“八仙”,那是因为站在一块儿, 便如李铁拐、张果老般的怪模怪样。剩下九人不再筛选, 全授以二等教职。二十人出去后, 依次再进二十人, 如此循环, 直至结束。这种察貌观相，类似与现在所谓的人才气质说有类同之处。如果钦派考官秉公选官，而且有一定看人的经验，如曾国蕃，那些气宇轩昂，刚正不扼之士往往能够得以选中。像我县举人王舍堂，孙积善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作官的声誉都很好。王舍堂前后作官26年，最后作到了金陵道尹(相当于市长)的职位。孙积善在川任知县数年，当地百姓送匾称颂曰: “鉴如朗月，袖满清风；万家生佛，一路福星。”

往往以这种方式作官的时间都很长，考取举人，再加上三科会试不中的时间和等待官职的时间，往往需要二十多年以上的时间。然而，不管如何，有了大挑制度，能够给予众举人提供以任职的可能。这对于封建社会彰显皇恩，稳定社会，以及维护科举制度的权威，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