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全昌先生1922年5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个满族家庭。祖上属正黄旗人。在沈阳与上海度过了小学、中学时代。1938年考取吉林高等师范学院，即今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东北大地，已久受日本铁骑蹂躏，灾难深重，疮痍满目。全国抗战已全面爆发。宋全昌满怀爱国热忱，参加了学校抗日秘密组织，以大学生身份作掩护，从事抗日救国地下工作。1942年大学毕业时，该组织遭到破坏，经有关人员介绍，1943年1O月宋先生与同行者共7人长途跋涉到西安，担任了抗日干部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其间，在陕西乾县简易师范担任教师一年左右。之后，经人介绍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从事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宋全昌先生在时任中共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徐放介绍下，赴南京参加了《南京日报》社工作，1946年7月经《南京日报》社长戈矛介绍，宋全昌先生随国共和谈中共代表团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陕甘宁边区陇东中学、陇东党校任教，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夏天开始，先后担任西峰市军管会政务秘书、《陇东报》社主编、副社长，陇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陇东报》社社长、总编等职务。1955年1O月始，先后任平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平凉师专副校长等职务。1965年6月，由平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调任庄浪一中校长。于1968年调任庄浪县文教局长。在庄浪一中工作了三年多时间。
一、初莅校政，为学生做三件实事
1、培养学生良好的纪律、卫生习惯
宋先生到庄浪一中，经一段时间观察，发现学生中早操迟到者较多。一天，他让学生会干部把迟到学生集中起来，排成一队，迟到学生心里惴惴不安，认为准会是新校长训斥他们。但宋先生并未批评迟到学牛，而是颇有耐心地逐人问明家庭住址，上学路途远近，迟到原因等。对于因有病而迟到者，即安排到校医室先看病，再上课；对于个别无故迟到的学生，教育他们要早睡早起，按时到校，遵守纪律，勤苦学习。学生早操迟到现象很快得到纠正。
宋先生还发现，当时的县一中，农村学生多，学校的卫生条件和学生的卫生习惯都比较差，许多学生长时间不洗衣服，汗渍多，有气味，教室、宿舍里空气不好。宋先生即安排学校总务处在校园打了一眼大口井，装上水龙头；同时疏浚了龙眼泉，为全校学生洗手洗衣，洒扫教室提供了便利条件。先生还几次利用学生集会，讲解勤洗手、脸、头、脚，勤换洗衣、被，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的道理。经过一段教育整顿，全校学生精神面貌和室内外卫生状况得到明显好转。
2、给学生全面体检
有效地防治学生中患有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是宋先生初理校事引起关注并加以解决的第二件事。对于患有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学生，是通校生者通知家长抓紧就医治疗；是住校生者，安排专门宿舍，让他们集中住宿，学校医务室医生负责治疗。无论患病的是通校生或是住校生，医药费全部由学校支付，学生及其家长只操心配合学校给孩子治病，不掏费用。
针对当时传染病多发情况，学校安排校医室给全校师生全面做了一次体检，并定期打防疫针，有效地防止了各种传染病侵入校园，保障了师生健康。
学校经费有限，宋先生即向县、专区有关部门争取来专款，以保证校医室买药，购医疗器械，定期防疫之费用。
3、倾心关爱住宿学生
1960年代中期，庄浪一中有住宿生二百人左右，占到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一多半。
为保证住宿生卫生、健康、安全，学校给住宿生每人发一个“卫生袋”，内装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要求住宿生早晚刷牙，讲究卫生；勤晒被褥，整洁床铺；消灭蚊、蝇、老鼠，防止干馍、炒面等食物污染。当时的住宿生睡通铺，大宿舍住十五六人，小宿舍也住七八人，不仅住得拥挤，卫生也难以保持。于是校团委、学生会一周两次定期检查、评比宿舍卫生，先生也不时抽查宿舍。冬天，发现一些家寒的学生被褥短缺，衣服单薄，先生就谆谆教育大家要互相关爱，在宿舍里提倡调剂余缺，这样，让少数贫寒学生住宿在学校有铺有盖，不致冻着。先生还经常于晚自习后巡视检查，督促住宿生按时熄灯，叮咛他们按时起床，重视参加锻炼，以充沛的精力从事学习。
二、以学为主，奠定教学的中心地位
1、减少大量，“学农基地”
1960年代初期，参加生产劳动以及社会活动占去中学生大量学习时间，“学农”是学校主要工作内容。当时庄浪一中的“学农基地"，在水洛中川村后山湾有一百多亩，校园周围有几十亩，加上校园内花圃一律开辟为粮菜地，总共有近二百亩。1964年随着教学秩序的逐渐恢复，段学忠校长请示县上同意，退掉水洛中川学农地一百多亩，学校教学活动有了基本保证。到1964年底，学校周边还有学农地3 2亩。宋全昌先生接任校长后，再退掉学校周边学农地，还多次婉言谢绝附近生产队要求学生停课参加春种秋收，拉运粮食等干扰，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时间有了基本保障。
2、经常走动视教、听课
作为校长，宋先生听课的方式与人不同。他很少坐在教室内听课，多在室外查教。上课时间，先生在校园边走动、边听教师讲课，同时还注意看学生听课的情绪，教室里的气氛。那时全校只有十几个班级，这么走走，看看，听听，先生很快就掌握了全校教学的基本情况。听课之后，先生与教者的交谈也不拘形式，经常是校园随意交谈，平等讨论，肯定的多，激励的多；对于教学中不同的看法和值得商讨的内容，先生也不是直抒已见，而是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让教者去自我思考。先生常说，对于学术和课业方面的观点看法，首先要尊重教师的教学思路，不能随意否定，更不能强加于人。
3、躬亲授课
1965年秋季，我们升到高三，宋先生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当时教材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对于宋先生来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先生讲课，源于教材，言于课外，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到课堂上，大概只用1O来分钟时间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释有关基本概念和原理之外，大量的时间是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的社会问题，史地知识，国际新闻以及当年高考有关信息和应考常识方法等。当时的我们学校，处于陬乡僻壤之一隅，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仅有的传媒也只靠有线广播和报纸，除了学习课本知识，我们的确孤陋寡闻。先生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新颖的信息，再加上深含意蕴的动听的语言，恂恂然儒雅可亲的风度，常常让我们在轻松愉悦中学懂了知识道理，也吸纳了大量的有用信息。
4、创办《习作园地》专栏
宋先生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思想理论和文化教育领导工作的校长，深知教学研究对于指导教育实践，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在教学管理组织形式方面，在县一中原有教研组织形态的基础上，宋先生从课程体系出发，调整了部分教研组，并新任命了各教研组主任，以加强教育教学研究。接着，支持语文教研组长柳泰老师创办了《习作园地》专栏，刊登学生优秀作文，教师点评，定期出栏。《习作园地》的创办，成了当时一中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每期一张贴，阅者如堵，赞评如潮，学生常以能刊出自己的作文为荣。几十年来，《习作园地》虽有中断，但其优秀传统风格一以贯之。现在县一中的学生优秀作文汇集《习作选刊》就是当年《习作园地》的延续。
三、信任教师，人人乐而教书育人
从1963年到1965年，教育领域通过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秩序得到明显好转，教学质量逐年得到提高。但社会上政治运动频年进行，教育领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亦无大的松动。如连年在教师队伍中开展关于“红”与“专”关系的讨论，并不时地联系具体的人和事。因此，这一时期学校教学秩序虽趋于稳定，但教师们仍心有余悸，不敢放手教学。时代如此，人人皆然。但在此大背景下，作为学校的主政者，在不能超越时代局限的情况下，各人也有各自的胸怀和作为。这就决定于主政者个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具有的品格才能了。
宋全昌作为学者型校长，一位多年来以育人为己任的教育家，他深知管好一所学校的关键在依靠教师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在于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智慧和热情。因此，他处处关心教师，事事信任教师，对教师在工作上关怀呵护，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教师们觉得，宋校长这样把咱们当人看，咱们在工作上不尽心尽力就对不住人了。
这期间，教师们也都潜心钻研教学技艺，认真负责地给学生上课，做实验，许多人成为庄浪，平凉乃至陇上颇有声望的领衔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如语文张象谦老师，回庄浪以前在平凉、兰州等地高校任讲师。1964年回到故乡庄浪一中任教高中语文。他学问高深，仪表肃穆，教态恂恂，师生共仰。宋校长即报批他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新一届语文教研组长。张先生虽以大学资深讲师任教中学课程，但他仍非常认真负责，严谨施教。给我们班带语文时，每两周一次作文并坚持讲评，每当作文讲评课，张先生必先读自己写好的“下水文"，然后讲评两、三篇学生优秀习作，再拿一、两篇较差的作文，先生一边读着，一边给予点评。这样教，学生们对于作文技法，写作得失在认知和反复训练的基础上一次次地加深了。当时学校最年轻的物理教师王存思，系50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留苏(前苏联)预备生，1957年在北师大上学期间被定为“右派”，1961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长期按“摘帽右派”使用。王存思老师专业精深，思维敏捷，教学方法高超，实验操作精湛。宋全昌先生认定王存思是个人才，经常劝导他放松思想包袱，大胆思考教学。在宋先生的真诚鼓励下，王存思老师在1965至66两年给我们班带物理课期间，情绪宽松，倾心施教，还结合实验教学，组装了二十来套无线电收音机线路板，指导学生了解和掌握这些在当时属于世界前沿电子技术的有关常识技能，显露了这位物理精英的青春活力和创造才华。地理教师陈秉荣系秦安县僻远山区人，家庭困难多，生活负担重。当宋校长了解到陈老师家房子破损，天雨漏水情况后，就提请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发给陈老师一笔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费，准了假让其回家修葺房舍，解除其后顾之忧。
四、静中图治，形成宽松而高效的局面
庄浪一中校长职位上的宋全昌先生，不仅仅是大知识分子、学者治校，得心应手；也不仅仅是以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战线上的老领导、老革命、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身份而屈身校政，举重若轻。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宋先生就秉持着可贵的“人本理念"，坚持着教学的中心地位，真诚调动教师积极性，激发学生的上进心。而教师们能心领神会宋校长静中图治的心志，因而大家都能凭热情专注和实干精神来励精图治，教与学双方都焕发出巨大的热情。从课堂教学到学科兴趣小组、教研教改探索，学习经验交流以及课外图书览阅、文体活动，都展现出新的水平和局面。宋先生重视学校规章制度建设，但他从不机械地照搬制度，他更注重师生对制度的敬畏自律和恪守不渝。宋先生重视会议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但他不随意频繁地举行各种会议，他更注重发挥中层组织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的作用，注重校团委、学生会在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纪律，卫生、文体、生活、学习、宣传等组织管理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两年，全校性的教职工大会开得很少，一个学期大约只二、三次，但全校师生思想步调空前统一，学校管理井然有序。
1963年到66年，是庄浪一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振兴的重要时期，而1965年至66年，宋全昌先生接任段学忠先生主政庄浪一中，则使这一振兴达到“黄金阶段”。作为这一“黄金阶段”的最重要的成果，则是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届”学生的成功培养。“老三届”学生之所以会成为建国后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一支重要的人才队伍，在于他们有幸接受了1960年代中期那段扎实而系统，规范而科学的教育培养，经受了那时严谨而和谐的学校环境的熏陶，加上他们大都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砺和社会风雨的锻炼，以至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文革”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恢复高考制度中脱颖而出，在新时期先期接受了正规化的现代高等教育，走上社会后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堪负重任的人才。
五、长者风范，书生本色
宋全昌先生是一位从陕甘宁边区走出来的革命老干部、老教育家，党在宣传思想理论战线和文化教育部门工作多年的老领导，经历丰富，学问渊博。但他的为人，又十分随和，平易，处事诚实，干练。在庄浪一中校长任上，其鲜明特点是抓大事，不抓小事。他的工作着眼点主要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提出办学思路；紧紧依靠学校党组织，校务委员会和全体教职工，做出符合学校发展实际的科学决策。至于具体工作事务，放手于教职工自己去做，从不干预。他的工作方式也颇有特色，当副手或中层管理人员汇报工作时，同意之事，点头含笑或者说：“照此办吧。”“我知道了，去办吧”；不同意时，边抽烟边在地上转圈；或提个问题，启发人新的思路；从不简单否决别人意见，有时只是说：“此事应该这么办”，以这种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宋先生颇具长者风范，对人对事能兼容并包。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教师，对一些确有真才实学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不仅同情，关怀，还尽量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或把他们用到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当下面的人工作中出现什么差错时，他总会说：“没啥，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注意做好。安心去工作吧。”
人们觉得在宋先生手下工作，有安全感，信赖感和亲和力，从后来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改变的历史角度看，宋先生除了个人品德，的确是一位高瞻远瞩，有政治远见的领导干部。
宋先生做领导工作几十年，但书生本色无改。他的办公室里，积书如山，不计其数；除了书架上摆满了书外，沙发，案头到处堆放着常看的书报。报刊有中文版，也有日文版的，先生看书报时，手里总拿着一支粗粗的红蓝铅笔，不时地圈圈点点。他阅读面宽，学识渊博，记忆力尤其好，对于中外历史、地理，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记得很清楚很准确。但与人交谈说到某事件某人时，他有时会说可能是他吧，当别人准确说出那人名字时，他即肯定地说，就是这人——这可能是他有意启发别人思考的一种方法吧。从中看出，宋先生确是唯大学问者能本色。他做了大量读书笔记，由于笔记本多，以致使用时不知道在哪个本子上。
宋先生生活简朴。常在教师灶上就餐，那时粮食定量，生活标准低。宋先生饮食清淡，灶上做什么他吃什么，吃起很开心，和教师们谈笑风生，饭吃得很净、很快。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
宋先生是一位儒雅学者，也是一员体育健将。下午灶上就餐后，经常约教师们去体育场。他的乒乓球打得十分出色，排球动作非常娇健，尤其在足球场上堪称一员骁将。说实在的，庄浪一中的篮球队在那时就早已是县上“三大劲旅”(县委队、人武部队、一中队)之一，而群众性的足球活动，还是在宋先生的首倡和亲自参与下开展起来的。
200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