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魂归水洛城

来源：  作者：王晓军  发布时间：2009-06-05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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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却说朝廷派钦差前来调查处理水洛城的事早已传到了渭州，尹洙心想鱼周询等人来后一定要先到渭州找他了解情况，然后再去水洛。谁料左等右等，却不见钦差大臣的影子，派人一打听，才得知鱼周询等人已在水洛微服私访。

    尹洙知道鱼周询对他已心存戒备，心中非常恼怒，原打算前去水洛拜见鱼周询，一怒之下，决定再次直接向朝廷上奏，说明刘沪所持修筑水洛城的文牒是郑戬被罢免陕西四路都部署之后签发的，是无效的，阐明自己抓捕刘沪是为了维护军中纲纪，是从国家的安危大局出发的。他奏道：

    “臣前几日曾上奏请求罢修水洛城之事，主要考虑到会引起边廷祸患。现在既然没有边患，朝廷必然同意继续修筑，那么臣将无话可说，更不敢别有陈述。只是刘沪所执郑戬文牒，乃是郑戬调任后派人送来的。现在如果朝廷认为刘沪所作所为是正确的，那是不是意味着郑戬罢任后所发的文牒可以冲改朝廷的诏令？臣私下认为，将佐不受统帅节制自行其事，对国家是不利的。现在臣之所以坚持刘沪违犯节制必须治罪，是为了维护军中纲纪；之所以坚持大臣罢免兵权后不能再干扰军政，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危，而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愿陛下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考虑，如果这次不严肃处理，那么到时恐怕会给朝廷带来祸患。”

    鱼周询和尹洙的奏疏几乎是同时送到朝廷，又在群臣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筑城派和罢筑派仍然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让宋仁宗十分不快，他隐隐感到大臣之间的朋党之风愈演愈烈了。

欧阳修看到这种情形，再也坐不住，他怕这样下去，只会弄得两败俱伤，便立即上奏道：“臣听说朝廷为修筑水洛城一事，已派鱼周询等前去调查处理。又听说鱼周询等近有报奏，因为水洛藩族得知狄青带枷拘禁了刘沪等人，因而发生了骚乱，鱼周询请求将刘沪释放送回水洛。以此足以验证刘沪靠恩信征服了水洛的民众。可见修筑水洛城的确很有必要，而且非刘沪修筑守护不可。但是由于刘沪与尹洙、狄青各执已见，恐怕难以让他们共同了结此事。

臣认为万不得已，宁可调动尹洙，不可调动刘沪。

如果委曲了刘沪，将那些立功的将军校尉草率更换，那它的弊害有三个方面——

大凡朝中的文武官员常以类分，武官常怀疑朝廷偏袒文臣。假若文武二臣相争，确实是武官理亏，可是武官也不肯服从，认为执掌政权的都是文臣，他们结党庇护，轻视武士。再说现在刘沪与尹洙相争，刘沪确实有功劳，也有道理，如果曲罪刘沪，那么沿边的武官，都会充满怨怒之气。这是一害。

自有西北有战事以来，朝廷提拔的边将很多，可是能建功立业的却极少，只有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刘沪修筑水洛城罢了。臣也听说这三个人中，刘沪最为艰辛，功劳不在其他二人之下。现在如果曲罪有加或者草率更换，那么今后武官恐怕都不肯为朝廷作事了。这是二害。

刘沪如果不在水洛，那么水洛藩族恐怕又会反叛，甚至会投靠元昊，助纣为虏。这是三害。

这三利三害，条理明了，只要大臣们处以公心，不对尹洙曲理庇护，就不会引起边防祸患。这对国家的利害关系很大，伏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谏官余靖也奏道：“乞求陛下早日诏谕鱼周询，如果修筑水洛城确实有利，那就应该释放刘沪，令其修筑防守此城，招抚蕃部。再诏谕尹洙、狄青等，今后行事不可如此草率仓猝。朝廷如果因为刘沪与尹洙等人已有恩怨，那么宁可调动尹洙、狄青，而不可调动刘沪，以免失去新归附的蕃部人心。”

仁宗看了这两篇奏折，立即下诏让鱼周询释放刘沪，令刘沪将水洛城修完，并派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前往泾原路督促修筑水洛城。同时，调知庆州事孙沔为知渭州事，知渭州事尹洙为知庆州事。

尹洙闻知朝廷下诏释放刘沪，将自己调往别处，拒不赴任，特意赶到京城要与郑戬等人对质。他上奏道：“自水洛城奉圣旨罢修以来，郑戬及刘沪朋党造谣诽谤，流言四起，很多都是无中生有。不妨让臣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说刘沪所带枷重四十余斤，而且说狄青抓捕刘沪后将其带枷押送到德顺军监狱。试想当初抓捕刘沪之时，事先部署的颇为周密，到审讯之际，大家都说要军法从事，怎么可能提前预造大枷，这不是如同儿戏吗？再说如果本军原来就有这样的大枷，那早就被都转运司借去用了。用这样的事情来诽谤别人，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二是说臣派人把守邠州监狱大门，导致刘沪患病。当时臣在休假，后来查询都说没有这样的事。况且邠州属于环庆路统辖，不属泾原路管辖，再说刘沪是皇亲国戚，送到邠州关押后，如果泾原路再派人看守，肯定要通过都转运司向朝廷奏报。编造这两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让朝廷知道是臣要将刘沪致于死地，以泄私愤。如此用心险恶，实在是太可怕了！

另外,又有人传言郑戬罢免陕西四路都部署后，曾上奏朝廷，朝廷同意兴修水洛城，所以刘沪无罪。臣到枢密院查了一下郑戬的奏折，据郑戬上奏，水洛城已经开始兴修，如果中途停止，恐怕会引起蕃部反乱；并请求将他留在泾州等许迁的军马帮助修好水洛城后再去赴任。朝廷并未同意，而是命令郑戬即刻赴任，并疾速将许迁手下军马差臣管辖。郑戬既然得到圣谕，明知水洛城由臣管辖，即便是兴修有利，也应该继续上奏，怎么可以假借朝廷的名义擅自给刘沪下发文牒督促其修城呢？这才导致刘沪托此为名，违反了本路节制，以至获罪。

郑戬上违朝命，然而对臣群谤四起，确实事出有因。郑戬与刘沪交结，情契至深，故令许迁等军马助其筑城。刘沪不惜财货，招致小人，所以罢修之后，谤议纷然。臣与狄青都不采听。所恃者，朝廷公道；所赖者，陛下圣明。所以前后所上章奏，惟论国家得失，不与郑戬之辈争是非。

臣至今未去赴任，是想面见圣上，请求将郑戬等诬告臣的事容臣分辩。臣如果曾经上违圣旨，矫称朝命，专擅生事，诬谤陷人，请将臣刑于都市，以励边臣。如果事情还不明了，请将臣与郑戬一起下狱，交于御史台去审理，以明国典！臣在近十年之中，已经三次被贬，对于进退升迁，早不放在心上，但遭此诬谤，若不陈述，臣死不瞑目！伏望陛下能够察臣忠愤，悯臣冤枉，给臣一个申辩的机会，还臣一个公道。”

朝廷收到尹洙的奏章后，众臣议论纷然，仁宗却不为所动，再次下诏要求立即释放刘沪，尽快筑成水洛城。

 

                   二

        

“刘将军要回来了！”

“刘将军要回来了！”

消息象一阵风，传遍了水洛的大街小巷。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停下手中活计，相跟着来到城外的大道上，都希望能够早点看到他们想念的刘将军。一个正在山坡上犁地的老汉，听到来送饭的婆娘说刘将军要回来了，连饭也顾不上吃了，扔掉手中饭碗，气喘吁吁地跑下山来，见人拉住就问：“将军回来了没有？将军回来了没有？”

刘沪终于出现在了大家期待的视野中。他骑在自己的战马上，在孙敏、李锐、刘淳等人簇拥下向水洛城走来。

人们的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水，呼喊着：“将军！”“将军！”潮水般地向前涌去。

刘沪明显地憔悴了许多，脸色消瘦而苍白，浓浓的胡须在微风中飘逸，掩饰不住他的威严和英气。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颤微微地走到刘沪的马前，老泪纵横，拱手道：“将军，您受苦了！”

刘沪翻身下马，搀扶着老人，湿润着眼眶，连声说：“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

厮癸闻讯起来，跪倒在将军面前，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刘沪将他扶起，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刘沪回到水洛后，未及歇息，立即组织人马，继续筑城。内殿崇班陈惟信也奉旨率领泾原路两千名士兵前来助阵。军民齐心协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历尽波折的水洛城终于峻工了。

七月十五这天，一座雄伟的新城矗立在二朗山麓、南北洛河之间。

这天的水洛城，热闹的如同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街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四面八方的百姓，穿着鲜艳的新装，满怀喜悦的心情，潮水般涌进城门。汉人们敲锣打鼓，踩着高跷，扭着秧歌。羌人们戴着面具，装扮成妖魔鬼怪，载歌载舞。还有一些习武者打开场地，舞刀弄枪，竞献绝技，搏得围观者阵阵喝彩。

全城都欢腾了，每个人都很激动，到处是鞭炮声和喧闹声。是啊，几个月的血汗终于成功了。看那厚厚的城墙！几百年也不会被攻破，还有他们日夜想念的刘将军也回到了身边。所有人都觉得心里很踏实。

刘沪站在城楼上，看到街上老百姓们狂歌欢舞，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南河桥头酒肆的李掌柜，带着伙计抬着两坛珍藏的陈年老酒登上城楼，斟满一碗酒，走到刘沪面前，深情地说：“刘将军，您辛苦了，我们水洛城的汉羌老百姓都感谢您!”

刘沪微微一笑，端过酒一饮而尽。

孙敏闻见酒香，嚷嚷道：“这么好的酒，让我也喝一口。”

李掌柜忙斟了一碗递了过去，孙敏一饮而尽，咂着嘴巴道：“啧啧，真是好酒！李掌柜，你这是用什么法儿酿的酒？叫什么名字，怎的如此好喝？”

李掌柜笑道：“这是家传的烧锅，没有起什么名字。”

董士廉在一旁道：“今日水洛城成，刘将军犒赏兵士，大宴乡亲，我看就叫它‘将军宴’吧!”

孙敏闻言道：“将军宴，好名字！”                         

众人也齐声叫好。

李掌柜大喜：“好，就叫‘将军宴’。”随即吩咐伙计将家藏的烧锅全部抬来，犒劳筑城的士兵和百姓。

夜幕渐渐降临，在一片觥筹交错中，修葺一新的水洛城里到处飘散着浓浓的酒香。

 

                   三

 

    过了几天，董士廉向刘沪辞行，这让刘沪感到意外，再三挽留，劝他再住一些日子。

    董士廉道：“刘将军，你我相处虽然时间不长，却惺惺相惜，再说水洛城也倾注了我俩的心血，我也舍不得离开。不过，目前城已峻工，我留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我要回京城面见皇上，讨还一个公道。”

    刘沪劝道：“此事已经过去，就算了吧！”

    董士廉却不依不饶：“尹洙老儿这次把我们害得够惨，我咽不下这口气。”

    刘沪苦留不住，便设宴为董士廉饯行，派了两个士兵陪同董士廉前往京城。

    话说董士廉带着满腹冤屈赶赴开封，要向仁宗皇帝告御状。路过华阴时，被他的老友姚嗣宗留住，摆宴为他接风洗尘。

    酒席间，董士廉说了被狄青抓捕后的经过，听得姚嗣宗哈哈大笑，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戏言，竟挽救了刘、董二人的性命。

    两人又喝了几杯，姚嗣宗突然神色黯然，将一杯酒祭奠在地上，对董士廉道：“董兄，你听说了吗？张源去世了。”

    董士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反问道；“哪个张源？”

    姚嗣宗道：“还有哪个张源？不就是你我的八拜之交，大夏国的宰相张源么！”

    董士廉一愣：“人家宰相做得好端端的，怎么就死了？”

    姚嗣宗把玩着酒杯，低首道：“看来你真的不知情，种世衡设计除掉野利兄弟后，元昊失去了左膀右臂，已无王者之心，派人到朝廷求和。张源多次劝其成就霸业，惹得元昊恼怒，罢免了他的相位，张源壮志难酬，抑郁而终。”

    董士廉听罢，也长叹一声：“虽然各为其主，毕竟英才早逝，实在可惜！”

    原来，姚嗣宗、董士廉和张源、吴浩曾是好友，姚、董二人比张源、吴浩年长，都是屡试不第的落难秀才，虽然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几个人意气相投，便结交为异姓兄弟，整日吟风弄月，结伴郊游，发泄愤懑。后来宋、夏交恶，四人见到机会来了，便一起来到边关渭州，想从军报国，建立一番功业，结果张源、吴浩受到冷遇，四人从此分道扬镳。

    姚嗣宗见董士廉伤情，便道：“董兄，你还记得当年我们游崆峒山时的情景吗？”

    董士廉慨叹一声：“历历在目，岂能忘记！”

    那年四人结伴来到渭州，在拜遏边帅之前，顺便到崆峒山游玩，一路上吟诗作赋，好不快哉。下山之前，张源忽发奇想，说这样直接去拜见边帅，未免有点自甘轻贱，不如每人作一首能够表达自己雄心大志的诗，刻在岩石之上，聘请壮夫将其拖到热闹处，然后伏在岩石上放声大哭，必能引起边帅的注意。

    大家一致同意，都使出浑身解数作诗。

    姚嗣宗先作了一首《题崆峒》：

 

                  南粤干戈未息肩，

                  五原金鼓又轰天；

                  崆峒山叟笑无语，

                  饱听松声春昼眠。

 

    董士廉作的是《绝句》：

 

                  文王已定中原功，

                  岂复偷闲望太公？

                  钓尽鱼虾白发落，

                  渭滨犹自坐衰翁！

 

    吴浩年轻气盛，恃才自傲，题了一首《咏鹦鹉》：

 

                  南来暂过到中华，

                  词语鸟音敢自夸。

                  好著金笼收拾去，

                  莫教飞入别人家。

 

    张源见天空一只雄鹰展翅高飞，有感而发，作了一首《咏鹰》：

 

                  家在九重山势巍，

                  峰巅常对日辉辉；

                  有心待搦月中兔，

                  更向白云头上飞。

 

    姚嗣宗见他们几人的诗比自己的好，心中不服，又作了一首《无题》：

                    踏碎贺兰石，

                    扫清西海尘，

                    布衣能效死，

                    可惜作穷鳞！

 

    准备停当，他们请人将刻有诗作的巨石搬到渭州城内的繁华之处，然后四人在岩石之后放声大哭，果然引起了边帅的注意，派人召见他们。经过一番交谈，边帅见姚、董二人老成持重，张、吴二人少年轻狂，便留下姚嗣宗和董士廉，张源、吴浩认为是对他们的奇耻大辱，一怒之下改名换姓投奔了元昊。

    董士廉从张源的境况想到自己的遭遇，感到命运多舛，不禁潸然泪下。

    姚嗣宗劝道：“董兄不必如此，自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修筑水洛城之事我也闻知一二，朝中大臣多数站在你们一边，相信皇上会还你一个公道。”

    董士廉在华阴县小住了几日，赴京心切，急着要走，姚嗣宗见挽留不住，便赠了些盘缠送他上路。

    到了京城，董士廉原打算直接进宫面圣，岂料仁宗龙体欠安，传旨让他到御史台申述。

    此时尹洙已改知潞州事，听说董士廉在京城告他的状，也匆匆忙忙赶到京城要与董士廉当面对质。

    审理此案的是监察御史刘湜，董士廉状告尹洙主要有两大罪过，一是好水川兵败后，尹洙作《悯忠》、《辩诬》两篇文章，编造谎言掩盖过失；二是尹洙在渭州行事专擅，将官钱数百贯挪作己用，借官钱替人还债。

    尹洙当然不服，认为当时写这两篇文章是为耿傅辩护，耿傅是文官，不应为战事负责；并说郑戬、刘沪、董士廉等人结为朋党，制造谣言，诋毁他和狄青。

    朝中大臣听说董士廉与尹洙争讼水洛城事件，大都同情刘沪，支持董士廉。恰好御史李京、孙抗又上奏弹劾韩琦、狄青在西北作战不力。一时间，朝中主战派和主守派之间又舌剑唇枪，打起了口水战。

刘湜当然知道其中利害，如今朝中辅政大臣多数是范仲淹提携或举荐的，得罪不起；再说尹洙的作法也的确有些过分，不予治罪恐怕难以服众。经过调查，尹洙用公使钱为部将孙用偿还债务确有其事，刘湜便以此为由，奏请仁宗将尹洙贬职。仁宗下诏，贬尹洙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并授董士廉为蔡州确山知县。

 

                     四

 

    尹洙调离后，渭州知州的职位空缺，朝廷原打算让知庆州孙沔来替代，孙沔知道渭州是个是非之地，以有病为由推辞了。韩琦便推荐狄青知渭州，结果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谏官余靖接连六次上奏反对狄青镇守渭州，说泾原乃边防重地，连最晓边事的范仲淹都不敢独当，狄青一介武夫岂能当此重任。在群臣的坚决反对下，仁宗为了平息事端，任天章阁待制王素知渭州。

    韩琦见尹洙遭贬，狄青又不被重用，知道水洛城事件造成的阴影还没有消除，心中不安，上表请求辞去枢密副使，离开京城出任外职。仁宗同意，给他加资政殿学士，出任知扬州事。

    水洛城事件渐渐平息，元昊也派出使者送来称臣的誓表，双方议和。然而，宋仁宗却越来越感到恼火，大臣们之间的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主战派与主守派的纷争，现在又成了改革派和反对派的斗争，甚至在改革派内部也各自为阵，把个好端端的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仁宗再也忍不住了，一次散朝之后，他留下范仲淹等人，质问道：“自古小人常常结为朋党，难道君子也有朋党吗？”

    范仲淹也因推行新政步履艰难而感到焦虑，便无所顾忌地答道：“臣在边疆时，打仗不怕死的士兵结为一党，那些怕死的也结为一党。以此想来，这朝廷大臣怕也是有党的。只是党与党不同，有个邪正之分，关键要靠圣上鉴别罢了。如果是君子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又有何害处呢？”

    对于范仲淹的回答，仁宗自然不会满意，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大臣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正在这个时候，敢于直谏的欧阳修又上了一篇奏疏，名曰《朋党论》。仁宗阅后，更为震怒：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以来就有，只是要靠圣明的君主来辨别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因为小人所追逐的是禄利，所贪恋的是财货。当他们共同有利益之时，暂时结为一党，相互援引，及至他们见利而争相向前，或者利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相互攻击。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即使暂时为朋党，也是虚伪的，不会长远。而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践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来修养自身，就可以因志同道合而相互勉励；以此来为国家做事，就可以同心协力而共渡艰难，始终如一。这就是所谓的君子朋党。所以一个圣明的君主，应当黜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大治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的朋党之问有感而发的，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作翻案文章，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最可用。而且提醒仁宗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读了欧阳修的奏章，仁宗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古以来，哪个帝王不是把防止臣下结党营私视作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他欧阳修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扯起朋党大旗，为十年前遭贬翻案。而且按照欧阳修的逻辑，帝王的职责只在于进贤去邪，为朝廷选一个好班子了。而天下至今未能大治，显然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正邪不分，将范仲淹这样的大贤摒弃在外，进用的全是一帮庸碌小人的缘故。这也有些太过分了吧！

    朝廷的大臣们也都议论纷纷，对欧阳修的过激之言十分不满。满朝文武哪个不是在科场的竞争和仕途的辗转中，靠自己的才智和功绩一步步走上来的，岂容他欧阳修信口雌黄划分三六九等？再说，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便是小人之“伪朋”，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既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被欧阳修明确划进君子行列，那么自己是否已经被打入另册了？

    毫无疑问，欧阳修在无意之中为改革派树立了一个包括皇帝在内庞大的反对阵营。

    反对派开始攻击了。领军人物夏竦原来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但遭到台谏官激烈的弹劾，说他为人阴险狡猾，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仁宗只好将其改知毫州。夏竦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是范仲淹等新政领袖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对范仲淹推行的新政异常嫉恨。这次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夏竦先是唆使内侍蓝元震乘机向仁宗进谗言，说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人，当年被蔡襄称之为“四贤”，是以朋党之罪逐出朝廷的，现在还复京师，又举荐蔡襄，拿国家的爵禄当作私人恩惠，结为朋党。一个人结党不过十几个人，这几个人的门人党羽就有五六十人，五六十人都互相提携，过不了二三年，就布满朝廷上下了。

    见仁宗不为所动，夏竦又利用国子监大臣石介多次给富弼、范仲淹二人写信敦促他们像伊尹、周公那样做辅佐君主的贤臣的事情大做文章，让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霍指霍光，是西汉废立国君的权臣。并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诏书的草稿，派人流传出去，奏报给仁宗。

    一时间，朝廷谣言四起，范仲淹等人慌恐不安。仁宗虽然不信范仲淹、富弼会废掉自己，但对他们却不像过去那样信任了，对推行新政也渐渐失去了热情。范、富二人见势不妙，不敢自安于朝，都请求离京出朝巡边。仁宗便顺水推舟，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让他们先后离开了朝廷。紧接着，欧阳修、蔡襄、孙甫也被外放任职，改革派的领袖和骨干几乎都被排挤出了朝廷，庆历新政陷入了僵局。

    反对派却还不善罢甘休，因为他们所要清理的不仅是范仲淹、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为新政摇唇鼓舌的谏官，还有哪些由范、富等人保荐的馆阁之士。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震惊朝野的进奏院事件。

    这件事的幕后操纵者是欧阳修的连襟御史中丞王拱辰。欧阳修和王拱辰都是前参知政事薛奎的乘龙快婿，薛奎有五个女儿，欧阳修娶的是四小姐，王拱辰则先娶三小姐，三小姐去世后又继娶五小姐，所以当年京师便盛传“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做小姨夫”的绯闻。欧阳修是天圣七年礼部试第一，在次年春季的殿试中名列甲科进士第14名。据说在殿试前，欧阳修以为已得省元，必能再夺状元，特意做了一身新衣，不料尚未试身，被王拱辰抢在前头先穿上了。也许是这身衣服的灵气，在这次决定命运的殿试中，王拱辰一举夺得状元，这让欧阳修多少有点不愉快。两人后来成了连襟，彼此心照不宣，虽然面子上还过得去，心里却都疙里疙瘩。自新政开始，欧阳修就非常活跃，文思奔涌，一再上书检举朝廷中的“小人”，尤其对御史台的成员攻击最多，认为台官“多非其才，无一人可称者。”这不能不引起王拱辰的反感，从而把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于是，王拱辰便处处找机会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作对。先是弹劾范仲淹的同年好友滕子京在知泾州期间滥用公使钱，结果将滕子京一贬再贬。接着，王拱辰又利用进奏院事件大作文章，要把范仲淹的追随者全部从馆阁中清除出去。

    按照惯例，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赛神会，同时置办酒席，同僚列坐，合乐终日，这本来是官吏欢聚饮酒的好日子，但庆历四年秋天进奏院举行的赛神会，却成了馆阁书生们告别京师的最后晚餐。

这一年进奏院秋季赛神会是由苏舜钦发起的。苏舜钦，字子美，青年时期就以文章知名，与欧阳修、梅尧臣友善并齐名，也是刘涣、刘沪两兄弟的好朋友，刘沪的父亲刘文质去世后，苏舜钦应邀撰写了《刘公墓志》。范仲淹对苏舜钦的才华非常赏识，亲自做媒将枢密使杜衍的女儿嫁给他，并举荐他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年轻气盛，多次上书论奏朝廷大事，旗帜鲜明地支持范仲淹倡导的政治革新，王拱辰等人早已怀恨在心。这年，苏舜钦按惯例卖了进奏院拆奏折封皮的废纸换来的钱设宴招待馆阁同僚，因为卖废纸的钱不够，苏舜钦自己还拿出一部分赞助。参加宴会的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等十来个人都是范仲淹举荐的一时才俊。这些书生饮酒作乐，高兴得忘了形，难免放浪形骸，竟然召来两名军妓劝酒。集贤校理王益柔更是喝得酩酊大醉，当场赋《傲歌》一首：

 

九月秋爽天气清，

祠罢群仙饮自娱。

三江斟来成小瓯，

四海无过一满壶。

座中豪饮谁最多？

惟有益柔好酒徒。

三江四海仅一快，

且挹天河酌尔吾。

漫道醉后无歇处，

玉山倾倒难相助。

醉卧北极遣帝扶，

周公孔子驱为奴！

 

    起先大家看他狂歌乱舞的样子，都笑得不可开交，及至听他吟到后面两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都吃了一惊，居然敢作践皇上与周公、孔子两大圣人，知道他已经闯了大祸，便连忙将他送回家中。

    苏舜钦等人狂欢了一夜，却不知黑手正向他们伸来。原来有一个叫李定的太子中舍想参加进奏院秋赛会，被苏舜钦回绝了，李定怀恨在心，打听到宴会上的情况，便四下散布。王拱辰等人正发愁找不到机会整治这帮书生，给范仲淹一个难堪，闻讯大喜，立即让监察御史刘元瑜上奏弹劾苏舜钦坐监自盗，用公款召妓吃喝；王益柔作《傲歌》犯上谤圣，大逆不道；其他几位，或与妓女同座滥饮，或孝服未除不该饮酒作乐，要求严厉惩处。仁宗知道了这件事，果然非常生气，叫内侍连夜捕人，令开封府严加审讯。最后，苏舜钦以自盗公钱的罪名被除名永不叙用，其余的人均受降官处分，都被放逐到外地任职。王拱辰高兴地说：“这下被我一网打尽了！”

    这件事发生后，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再也不信任了。十一月十二日，仁宗下诏：“朕勤于处理国家事务，到太阳偏西时才吃饭，勉励心志，也许可以和古代的君王相比。而国家太平时间已久，产生了种种弊端，浮浅躁进，相互欺瞒，人人致力于交游，家家都好直言揭发别人隐私，再相互依附，以沽名钓誉，甚至暗中收受贿赂，表面上还装作推荐贤才。另外，奉命考核官吏的人，都过于苛刻，罗织罪状，大肆弹劾审讯，以从严制裁官员。至于写作文章的人，大多不知道体制纲要，诋斥前代圣贤，放肆胡言乱语，以讪谤上司为能，以行为怪异为美。自今以后，将委派中书、门下、御史台采访考察，将情况奏报上来。”不点名地批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立即上表请求罢去参知政事。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重新组阁，免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事；免去富弼枢密副使，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事；罢免杜衍枢密使，贬为尚书右丞、知兖州事。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已被贬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听到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上奏道：“臣听说士人不忘却自身的利害，不能算是忠信；所进的言语不使人逆耳，不能算是谏诤。臣见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都是陛下平素所信任的大臣，却一下子相继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任用的贤臣，没有听说他们有可被罢免的罪过。臣职务虽在外地，事情知道的不详细，然而臣认为自古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见识不远，想要广为陷害良善的人，则不过指为朋党，想要动摇排挤大臣，则必须告为专权。其缘故何在呢？除去一个善人，而众善人还在，那么就不合小人的利益。想要一下子全都除去，则善人过失很少，难于逐一寻求他们的过失，只有把他们指为朋党，才能全部逐出朝廷。至于大臣已受到皇上的赏识宠遇而蒙受信任者，则无法用其它事来动摇他的地位，只有专权是皇帝所最厌恶的，因此必须用这个说法才能达到排挤的目的。臣料杜衍等四人各自都没有大的过失，而同时被从朝廷排挤出去，富弼与范仲淹已经深受倚重，而忽然遭离间，必定是有朋党、专权的说法，迷惑陛下的耳目。

    从前范仲淹以忠言闻名于中外，天下争相称赞敬慕，当时奸臣诬陷他为朋党，还难于分辨明白。从陛下将这几个人都提升到两府，考察他们处理事务的情况，是可以辨清的。杜衍为人清廉审慎而谨守规矩，范仲淹则豁达自信而作事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朴直率，富弼则明敏而果断坚决，四人的性格既然不同，所提见解各有差异，所以商议事情多不一致。如杜衍打算从重处罚滕子京，范仲淹极力争取而加以宽恕；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要进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则极力陈述契丹一定不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的一党，到争议水洛城事时，韩琦则支持尹洙而反对刘沪，范仲淹则支持刘沪而反对尹洙。这四个人，可称为公正的贤臣，平进相处时则互相称美，商议国事则在朝廷争执，不徇私情，而小人进谗言说他们是朋党，可称为诬陷了。

    陛下于千官中选得这几个人，一下子将他们罢去，使群邪互相拍手称贺，这是臣为陛下痛惜的原因！”

他的奏疏奏入后，仁宗未予理睬，更中那些政敌的下怀。不久，新任谏官钱明逸无中生有，弹劾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奸情，并霸占了张氏的财产。仁宗见了奏折，欧阳修干净耿直的形象一下子变得肮脏起来，马上派人进行调查，结果什么罪名也没有，最后以欧阳修用外甥女的钱买田地却以自己的名义立地契为由，将欧阳修再次贬官，知滁州事。

 

五

 

    半年多的时间里，朝廷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远在边陲的刘沪却一点也不知情。水洛城筑成后，朝廷将尹洙贬职，同时也以不服节制为由，将刘沪贬官一级，降任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对此，刘沪坦然受之，只要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实事，得到群众的认可，升降去留都无所谓。在水洛城峻工后，刘沪命聂震返回桃木山，在山下的交通要道修筑堡寨，与水洛城互为援应。聂震欣然领命而去，不久便建成了一座城堡，被后人命名为聂家城（今甘肃省庄浪县韩店镇）。接着，刘沪又派员扩建了前任边帅曹玮所筑的虎耳城（今甘肃省庄浪县通边乡）和结公城，从而形成了以水洛城为指挥中心，以石门堡、聂家城、虎耳城、结公城为门户的防御体系，使水洛地区固若金汤，令西夏军马侧目而视，不敢踏入半步。

    冬去春来，寒暑易节，一晃又过了一年，庆历七年的春天如约而至了。宋夏签订了和约，战争的阴影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的水洛城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汉羌百姓，和睦相处，互通姻缘，大家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刘沪也受到朝廷的嘉奖，恢复了内殿崇班职位。

    这天，刘沪和李锐刚从军营出来，两人边走边聊，路上几个顽皮的羌族孩子在追逐嬉闹。这时忽然有人惊恐地呼喊道：“快躲开，马惊了！”只见远处一匹受惊的烈马拖着马车飞奔而来。

    行人们纷纷躲开了，几个孩子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还在路上打闹着。

    眼看马车就要冲到孩子们跟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沪一个箭步侧身上前，伸手抓住了马的缰绳。受惊的烈马见有人拉它，扬起前蹄，腾空而起，刘沪顺势向马的后腿踢去，烈马一声嘶鸣，“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载着重物的马车继续向前滑行，重重地撞在了刘沪的头上，鲜血从他的脸颊流下，染红了白色的战袍。马车终于在距孩子们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刘沪却倒在了血泊中。

    李锐被瞬间发生的一切震惊了，见刘沪倒在地上，这才扑上前去，抱住刘沪，哭喊道：“将军，将军！”周围的群众见刘沪受伤，也都围了上来。

刘沪慢慢地苏醒过来，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关切地问：“孩子们--怎-么-样？”

李锐含泪道：“将军，孩子们都好，没事。”刘沪的手抬了抬，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刘沪看到孩子们都在远处嬉闹，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即又昏迷了过去。         

众人见将军受伤严重，急忙将他抬回营地，请来郎中医治。

刘将军为抢救儿童受了重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水洛城的大街小巷。往日热闹繁华的大街上，店铺的门都早已关闭了，人们都互相招呼着匆匆忙忙地向紫荆山上走去。

紫荆山是六盘山的支脉，东起关山，向西绵亘百余里在水洛城南落脉，左右南北洛河环绕，至水洛城西二水交会。山上苍松古柏，满目青翠，寺观朱墙金顶，辉映其间。寺院飞檐上的风铃叮当作响，似乎要打破这种不和谐的气氛。

上山的人们无暇观赏山上的风景，他们聚集在玉虚宫旁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焦急地谈论着一个话题：“将军的伤怎么样了？”

这里是刘沪将军居住的地方，东面看上去曾经是一个大殿，南面和西面各有一排厢房。院子里外都站满了人，有的是汉人，有的是羌人。几个年龄大点的长者想要挤进大殿里去，被守护在门口的士兵死死拦住了。

刘沪将军躺在大殿靠墙脚的床榻上，头上的绑带里渗出了殷红的血迹，苍白的脸上依然可见昔日的英气。紧靠床边站着他的两个弟弟刘淳和刘渊，几个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将士和羌人首领也都神情焦虑地围拢在床前。

一个额头上大汗淋漓的郎中，微闭着眼睛替将军把脉。一会儿，他把手拿开，站起身来，无奈地摇了摇头。

刘淳坐到将军的身边，轻轻地拉着他手，哽咽地呼唤：“哥，哥！”

将军的嘴唇动了动，又艰难地抬了抬手，却终于没有举起来。刘淳帮他抬起手，只见他的手指向门外。刘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远处是水洛城，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俯下身来，轻声说：“哥，您有什么事要吩咐？”

将军缓缓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守好...城...，保护...好...百姓...”

刘淳和其他将士一齐说：“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守好城，保护好城中百姓的。”

将军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哥......”

刘淳猛扑到将军身上，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将军......”

“将军......”

殿里殿外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敬仰的刘将军永远地离他们而去了，大家一齐放声大哭起来。

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云密布，老天爷似乎也被感动了，一阵电闪雷鸣之后，落下了豆大的雨珠。

哭声和着雨声，将水洛城淹没在巨大的悲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