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伙子在修梯田中挖出来了十几只小红陶罐，他们从没见过那种脏脏怪怪的东西，拨弄几下说是古人陪葬用过的器物不吉利，挥?背“啪啪”地砸。“住手！”支书见明一脸严肃地走过来，他见这些陶罐只剩三只完好，别的已成瓦砾，生气地说：“你们这些混小子啥都不懂，这是文物知道吗？”“文物？啥叫文物？”几个小火子面面相觑。见明蹲下用瓦片仔细刮掉上面的泥土，然后叫文书拿回去保管好。

晚上见明通知主任和文书来大队部研究处理三只陶罐。见明说：“这三只陶罐我弄不清是哪朝那代的，但可以肯定是文物。文物可金贵哩，国家有严格规定，发现文物必须上缴。文书明天去一趟县城吧，把三只陶罐交给文化馆，得的奖金先买一台三用机抱回来，剩下的钱别花，还有重要用处。”“三用机”既有收、录、扩三种功能的电用器。一听能换一台三用机，主任和文书异常兴奋，但又怀疑地问：“能奖那么多钱？”见明有把握地说：“能。我妹夫挖出来了五块破砖头，文化馆奖了100元哩，这是啥？三只完好的红陶罐呀！”主任和文书一听觉得三用机抱定了，积极支持支书意见。时代在快速发展，70年代初不少大队办公已用上了三用机，这个大队还没有，他们买不起呀，现在好似凭空飞来横财，这不是老天在暗助吗？

文书去县城回来了，但没抱三用机，只拿着三只小白瓷壶儿。见明问：“三用机呢？”文书把三只小白瓷壶给他看。小白瓷壶上面烤着一行工整娟丽的墨色隶书字：“保护文物有功”。文书说：“人家说只值三只小瓷壶儿，一个陶罐一只。”见明一听很有一种失落感，但他相信文化馆的做法是正确的，叹口气笑笑说：“狐狸抓尿泡空欢喜一场。行了吧！三只茶壶恰巧我们三人一人一只，但不能白拿，每人掏5毛钱交到大队买几斤煤油点。”

这件事儿就算这么处理过了。因为没按先想的办件重要事，他们没兴趣提及它了。

几天后，工地上议论开了，说三只陶罐买了很多钱，先说几百，后说几千，再后说几万，钱哪里去了？肯定不是让风吹走让鸟抓走的，都让三位大队干部私吞了。有人亲眼见三位大队干部分了几个晚上钱，喝了几个晚上酒，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队部的窗户恰就在这几个晚上亮着灯光，以前咋不亮呢？接着说三位大队干部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腔调都变了，那是喝足了酒，腰杆别上钱的变化。你说，我说，大家都说，时间一长假的成了真的，一时工地上、村子里交头接耳，沸沸扬扬。挖出陶罐的那几个小伙子，自然心里不服，他们想结伙大闹大队部，钱得不上，至少闹闹出口气。这件事直接影响了改土，专业队、小队干部拖拖拉拉，疲疲沓沓不鼓劲儿。一些群众也干得慢慢腾腾，迟到早退现象频繁出现。见明和主任喊破嗓门不起作用，喊多了还招来指槡骂槐的回报。这个村的群众干部历来是听话的，很有干劲的，为啥突然变成这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眼看临近大冻，任务还拉得很多，抓不起，赶不前，三位大队干部很着急，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大队干部不好当。

文化馆派两人跟踪来到改土工地考察文物、宣传保护文物政策。几个小伙子把那天发生的事以及小陶罐的样子说给他们听，然后问：“那样的三只陶罐值多少钱？”答：“你们大队一月前缴来三只红陶罐，正是你们说的那种，属仰韶文化，县境内较多，文化馆按规定每件只奖一只小白瓷茶壶，仅象征性地鼓励大家重视保护文物。”

真相大白，几个小伙子不由“嘘”了一声，蔫了。他们把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话悄悄告诉给大家，说：“错了！错了！那三只陶罐只换来了三只小茶壶儿，我们把谷粒搞成大西瓜了！”听过后，大家都吐吐舌头，“呀！真冤枉了他们！”年长的抱怨年轻的说：“‘亲眼未见莫妄言’，你们凭空瞎猜想，差点和大队干部闹破了脸，伤了情分。”从这天起，那些闹情绪的干部、群众都自觉地积极干起来。由于大家团结一心，加倍努力，补上了前一段的误工，按时拿下了任务。

见明见群众如此乍热乍冷的样子百思不得其解。这天晚上，几个小伙子突然登门赔罪来了，说：“支书爷，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认错领罚来了！”见明被懵住了，问：“你们．．．．．．你们有啥错？”小伙子们便把大队拿去三只陶罐后所产生的怀疑误会，由此看扁以至仇恨大队干部的事全说了。见明听了如梦初醒，怒气陡生，脱掉一只鞋子挥起来就打，几个小伙子吓得抱着头“呀呀”叫着奔出门逃跑了。见明怒气未消，说：“我说咋不对劲儿，原来是他们在背后瞎编捣鬼，我见明是那样的人吗？”

当我得知发生在杨洼村改土工地上的这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后，立即赶往其村拜访了老支书，也询问了那几个当年的“混小子”，根据他们的回忆述说整理，便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