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睛原是很好的，仰躺在床板上，趴在屋棚纸上的一只苍蝇用细如发丝的前爪抹脸理须的动作都看得非常清楚，而几个同学站起来瞧半会才能看到。那时我的视力的确很好。“四十八，眼睛花一花”，年龄到这个份儿上视力说糟只是一两月的事。看看书报，写写文章，抬头眼前就蒙上一团灰色的雾，探头窗外，不远处的人、树、房屋都在灰色的纱幕中；山尖上明明只有一根电线杆，现在就成为一簇一丛，我担心这样下去会碰壁，会跳崖。到配眼镜店验光，近视150度。戴上眼镜世界顿时清晰了，人也清醒了，有一股清爽的气流从眼而入，通脑海，透七巧。先我以为气候、天色开始变得让人沉闷模糊，现在才知是视力的衰退造成的。戴上眼镜自觉年轻精神了许多，别人也这样说。

　　下乡采访借助眼镜可尽览欣赏农民用辛勤智慧的双手和汗水创造出来的秀美山川，其刀工、剪工、针工，不，确切说是?头工、铁锹工、肩工、手工，还有智慧、意志、期盼所勾勒的优美线条、描绘的多样图案，创造了人间最美的诗和最美的画，醉人迷人，谁见谁爱，谁歌谁颂，感叹不已。

　　我领略到戴眼镜的许多好处，因而就想到了“眼镜”。他是我初中的一位同学。

　　那时候，我和同学都没认识到眼镜的重要，只瞧得起戴眼镜的老师，瞧不起戴眼镜的学生，认为学生不配戴眼镜。念初一的那一年，第二学期开学两周后忽然来了一位新同学，他上身穿着我们从没见过的上有那种赤红色，铜板样，内有多角形花纹的白线衣，操着一时难听懂的口音，尤其戴一副学生眼镜，我们就把它看作另类觉得有趣，甚至鄙视。教室里立即躁动起来，有的挤眉弄眼，交头接耳，有的发出怪异的咳嗽声和笑声，开始眼镜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为自己脸上或身上有什么异物，搞得他摸脸抓衣的，后来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看看一教室50多个学生唯他一人戴着眼镜，就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巾搽搽，但又戴上，然后向大家笑笑。他如此回报的是一阵更大的怪异的声音。老师来了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收敛。后我们就呼他“眼镜”。眼镜是一个地道的外来族。他是从西宁转来的，他爸爸是西宁一个重要单位的什么领导，不知犯了啥错，被批斗管押，他妈妈领他回庄浪老家躲灾避难，暂住他二叔家。

　　我也奇怪，他那个圆圆好看的脸盘上为什么一定要架副眼镜呢？以为那是轻浮，过早的耍风流。我的同桌是同学中最先留平头的（那时学生兴留平头），我们叫他“平头”。平头在一次数学课中乘眼镜不备，悄悄过去摘掉他的眼镜藏起来，“眼镜”没有了眼镜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迹，抄错数学题挨了老师的批，让他冤枉的哭了一通鼻子，我们始知他原本是离不开眼镜的，是我们错怪了他。“眼镜”很聪明，爱学习，在那个轻视文化，看低知识的年代，全班数理化课为他学的好，老师多次夸他，还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他爸爸死了，他妈妈去了西宁另嫁了人，他留在这里仍和二叔一起过。因经济困难他不能上高中，就帮二叔干农活。两年后他妈妈来把她接回西宁，但没半年他又回来了，说习惯了这里还是这里好，这里虽穷但人厚道有情分。不久，他和村里一位姑娘结了婚，户口落在那个村。他先当了几年村文书，后当副支书。我不知他近几年的情况，但我认为他的事迹一定可以写写。

　　采访途中，一个诱人的村庄让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先拐个弯儿到那里去看看。

　　眼前的村庄在树木荫茏之中，整齐的排列着不少崭新的砖瓦房，一式一色儿贴着白色瓷砖的平顶大门上，不是堆着黄金一样的玉米棒子，就是架着一只巨大的银蘑菇——电视天线锅。这个村的群众自1996年实现村梯田化后竞赛似的换新房，修新大门，买大彩电。这是一个黄金堆满、银菇遍生的新农村。我深深感受到农村实现梯田化后，基本条件的改变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群众生活的大改观。这个村的支书你知道是谁？正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平头”。我翻阅全县先进村干部统计册时意外地看到了他的名字，较了解他的我，面对由他20多年来所经营打造的这个村子，仅从外观就可以知道他所作出的努力。

　　在下乡采访中我有了较深的体会，如果是童年和青年时相交的朋友，尤其是同学，最不受他们欢迎的你想什么？是你没了当年的朴素诚实，没了这些就等于没了当年的同学情分，友宜情分。如果突然在鼻梁上架副眼镜他们就会说你变了，变成一个陌生的人，你如何解释他还是不愿理你，轻则乍惊乍怪，陌生疏远，重则会毫不留情面的指教奚落你。现在要见面的平头更不同别人，只要你曾经做过他的同学或好朋友，不管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有多大变化，一经发现你稍有异样，他都是放不过你的，毫不留情面的。他整眼镜虽是小时候的事，但我还是怕他三分。有备无患，我把眼睛摘下藏起来。

　　我敲了几下门，走出来的正是平头。但他早已不是平头了的头发花白了，更让我惊愕的是他竟也戴着眼镜。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努力追忆当年的形迹。半会他认得了我，“嗷”了一声说：“老同学！十几年没照面都变成这样！”而我更吃惊的是他，他没半点以前的模样了，成另一个人了，没有了记忆中的见面就哈哈笑的乐观开朗劲儿，他老道沉静的像一棵久经风霜的老榆树。

　　老同学多年后能见一面可谓非同一般，自然显得非常高兴激动。他问我：“你突然登门必有要紧之事吧？”我说：“先别问这个，有开水倒一杯。”他让我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就急着朝下房喊：“喂！听见了没有？来贵客啦，快把电炉子取出来！”不见应声显得有些尴尬的他气呼呼地说：“你说这号人……”就到下房去了。我听他在下方里说：“他是我的老同学！‘老同学’你懂吗？朋友是银，同学是金。”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有同学？怪，我咋没听说过？”“怪啥怪？我是高中毕业的能没同学？”“那是以前的事，现在谁愿意和你‘同学’？即便是同学也不咋样。后院有干木片取几片熬去吧！”听得出女人还是不给面子，他急了，说：“呀，烟熏火燎的像啥场乎，取出来吧，今天只用一回。”他求情了。

　　女人来到上房，看年龄不问就知道是老同学的妻子。她朝我笑笑，问：“你们是老同学？”我点头说是。她很不自然地打开柜锁，取出一只500W的小电炉。我解嘲地说：“哟，你管得紧！”她不好意思的红了眼，说：“上月电费交了18元。怕耗电点灯我用的是一颗15W的灯泡，我连鼓风机都不用，都是这只电炉子烧的。”我说：“开支是大了一点，招待干部花的吧？”她说：“我家三天两头来干部，有时从天亮熬到半夜。”我说：“给他们泡一杯不就行了。”“他不肯，说那样浪费茶叶，他就是舍不得茶叶舍得多交电费，猴子算账，一共晓不得七多还是八多。”被称作猴子的老同学不高兴地瞪了妻子一眼。我说：“今天我开个例吧，拿开水来泡一杯，免得耗了你的电，让你不高兴。”他咯咯地笑起来，说：“我再小气总不能连你都不认。我是头一回听他说同学哩，你们的关系就是不一般。”他插话说：“我的同学有二三百，有干到省级、地级的，干大了的人家不认我，等于没同学，像我这样的甚至不如我的没意思提他们。”女人接茬揶揄地说：“哟，你一直认为你最了不起吗？”他嗨嗨地笑着说：“我啥事说这话呢？土堆里滚爬了多半生的一头犟驴。尽瞎说。”

　　他妻子走了，我们围桌而坐。他摘下眼镜，我吃惊地看见他的一只眼睛有一层云雾般的翳。我问：“你的眼睛……”他说：“1990年秋后，修梯田塌方，把一男两女压在土里，人抢救过来了，在那几个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我却得了这个怪病。”“你为啥不及时治疗？”“先我只想人没出大问题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我瞎一只眼睛有啥要紧。后花了一千多元治疗没见效，医生说病耽的严重了要动手术，动手术要先交5000元。哪有这么多钱呢？算了，把我父亲留下的这副石片眼镜戴上，谁能看得出我眼睛有病？”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治疗，家里凑不起钱，村里拿出来些也要治呀！”“村里哪有钱呀，修学校还欠着银行10000元哩，现在又要换电杆、压线，我正为钱的事儿发愁哩。”20多年处心积虑，兢兢业业把一个穷村建设成富村，自己都成这样了，心里还装着村子，依然放不下村子，放不下群众，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精神又该什么呢？

　　我们喝着一罐一分为二的带着苦涩味儿的浓茶，谈笑着，亲切而温馨。他一听我要写他时，忙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不要写我，成绩是群众干出来的，群众有福遇上了党的好政策，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不小的抱负，一心想干个较大的事儿，命运让我没跳出这个山沟沟，就干了这么一点小事。群众把我推到这个台台上，不干也由不得，所干的能对得住这个村儿的群众就满足了。”

　　他上高中时我虽没和他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他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喜爱文学，常泡在小说里。他读过《牛虻》《铁流》《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等不少国外国内名著。说他的愿望是上大学，将来当作家，写几部和那些名作一样分量的书，尽管他的作文一直写的很潦草，老师的评语多是“用点心”或“重写”，但他对文学的酷爱有增无减。他说老师要求的作文不过是学舌、说假话、空话、套话、废话、屁话、违背自己意愿的话，算什么文章？写那样的文章不如不写。他对当时教育上存在的多种弊端的批判一针见血。他往往说一些别人根本想不到的怪怪的话或话题，能讲许多反映问题深刻又极富情趣的故事。他的记忆力特强，性格活泼，喜说善谈。似乎他对自己的愿望很有信心，说他一定能成为一位作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有当作家的天赋，暗暗为他祝愿。他高中毕业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那时全国所有的大、中专学校停止招生，高、初中毕业生响应中央号召下乡、回村参加劳动接受三年再教育，后由大队、公社革委会推荐继续上学读书。不管谁，在村里参加三年劳动锻炼少不了。他毕业参加劳动锻炼时，第一年县广播站先后播送了他写的七篇新人新事报道和一事一议小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被省电台采用播出。省电台给他寄来了一个红塑料封皮、烫金字写着“甘肃省广播电台特邀记者证”。第二年《甘肃农民报》出现了他的铅块名字，一篇散文，两首小诗赫然占据着显眼的位置。我向他祝贺，他却不肖地说：“那只是玩玩而已，算不了什么。”但这下影响大了，大队说他是村里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文人秀才，公社发现了前所未有的写作人才，大队让他当“民教”，公社要聘他蹲办公室写材料，上下两级形成你争我占的势头，但他有他的主意，都婉言谢绝，初衷不改，因为他想到如果干上那些事领导就不会让他随便走，这不等于让他钻进了樊篱？可他万没想到，从此让他无法接受的，喘不过气来的词儿“骄傲”、“自私”、“不服从领导”、“不识抬举”等等都给他用上了，在领导眼里他变成了一个比“四类分子”只差一点的灰色的人。但他听见当做没听见，每天照常积极参加劳动，挤时间复习高考课程。其实他当时的想法做法并不难理解，上大学是我们那一代中学生失去连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后苦心等待的最迫切的要求，我同样经受了这样的煎熬，那感受此生难忘。第三年高考开始他没有得到推荐，第四年仍遭到冷落。他不服，气呼呼地跑到公社向负责招生的干部问原因，答：“凭你今天这态度就不够格！”说完再不理他了。他接连四年被卡，耽掉了五年岁月的人都添了几根白发。上大学的心冷了，当作家的心也冷了。

　　1978年，他担任了改土专业队规划员，新调来的公社书记来到工地检查，就站在地边上和他谈了一通话，他的谈话让书记很满意。不久，书记慧眼识英才，直接提拔他当了村副支书，三年后任村支书。他幽默地说：“我做文化艺术家的愿望并没落空，你看，这个村子就是我精心创作的艺术作品，它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本书，一本厚厚的更让我迷恋欣喜动情的书。”

　　他的性格经过了五个较大的转折。读初中时，活泼、好动、多事；读高中时，高傲、胸怀远大；回村，沉默、等待；高考无望，暴躁、愤怒、不平；担任了村支书后负责、热情、勇于挑重担，为一村人的吃饭问题处心积虑，不分昼夜，流了汗水，伤了身体。他走过的是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又是一条从幼稚、轻浮走向现实、成熟、有作为的道路。在他身上体现了人生命运的不定性，难以自主性，不是必然的，也是必然的。

　　他不让我写他，也不愿透露他的作品“一本书”里面的细节内容，我只好遵其自愿了。

　　他要我写写“眼镜”，而且一定要写写，他说写“眼镜”是他和我两人的责任，我们两人不写谁去写呢？谁知道谁认识了“眼镜？”我说：“我正要写他，不知他现在干得怎么样？”他反问：“你不知道？他死了，1992年3月死的。他患的是风湿心脏病，那年他才34岁。”我震惊，呀！太意外了，太可惜了！他怎么会得那样的病呢？

　　老同学沉默了一会，告诉我说，1988年9月的一个夜晚，忽然下雨，“眼镜”想起刚拉来的100袋尿素堆在村部院子里，急摸黑去一袋一袋地把尿素搬到房檐下的台阶上。出汗的人泡雨着风感冒了。他睡了两天，吃了一大包药似没什么了。过两月腰痛腿疼，继而心跳气喘，扛不住去医院检查，诊断为风湿心脏病。他住院治疗没钱，在家里吃了一些安乃近和洋地黄之类的低价药，效果不明显。病重了去医院也治不好了。老同学叹了一口气说：“唉，农村人没钱耽了命多的是呀！”他又说，“眼镜”在推广科学种田方面做出了不少。80年代，承包到土地的群众对种地有了很高的热情，舍得投入施化肥，但因没完全掌握科技知识，盲目使用化肥，反让一些庄稼长得更糟，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他在乡政府的倡导下办起了村农业科技培训班，让每户都有人参加学习，他亲任主讲。在他的宣传、指导、培训下，这个村的粮食产量一跃居全乡之首。可想，100袋尿素在他心中的分量就不言而喻了。

　　“眼镜”的生平、事迹深刻感动着我，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如果以他的事迹为素材写一本书一定会打动许多人心的。

　　我的同学初、高中毕业的时候正是“文革”后期的70年代初，大中院校开始招少量学生，当工人和提干的机会很少，80％的留在农村。他们没有跳出去只是没碰上或错过了机会，或人为地造成了障碍，欲求不能，也不排除甘愿为建设新农村而作贡献者，绝不是他们思想不好，智商不高，无工作能力。如果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国家干部，出色的工人或工程师甚至科学家，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教师、运动员、演员、记者甚至文学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等等。读书的时候我的确羡慕倾倒过我的许多同学，恰恰就是这些同学多数留在农村，如“平头”、“眼镜”等，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知识、智慧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是农村最优秀的建设者。但他们不谈名，不求利，甘愿默默无闻到永远。农村艰苦的生活锻炼培养了他们，让他们保持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正直、诚实、朴素……

　　我曾为我的众多同学未爬出穷山沟而惋惜叫屈，现在我却为他们的辉煌成就，不凡建树而自豪，而讴歌、咏赞，至少我怀有这样的心情。（此文选自《庄浪人创业之路》一书）